一、令状主义的起源及在刑事程序中的适用令状主义起源于英国，其本意是未经法院事先审查，不得对任何公民进行刑事搜查、逮捕或其他侵犯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强制行为。
[40] 对法律现实主义者来说，法律是一种人类判断的创造物，只是一组事实而不是一种规则体系，亦即是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刻板的规范。[34] 社会法学者认为，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有需要解释者予以阐释的意义晦涩之处，有需要解释去补充的法律漏洞存在，有需要根据情况变更而为渐进解释之时。
而目的解释方法是以制宪者的目的作为确定宪法文字含义的一种路径，探求制宪者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确定宪法文字的含义。这些干预行为需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去实施，以保证干预政策的有效性。三、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外部原因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上述区别，不是由解释者随意选择的结果。传统实证主义法学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名，否定自然法关于法的正义价值的观点，认为法律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法律的价值是无法判断的，法学的任务只是从现象上认识法律，对实在法规范进行分析、加工整理。[9] [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9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将研究概念当作法学的主要任务，由于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概念法学在19世纪的法理学中占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当时人们认为宪法解释就是对宪法文本中的概念进行阐释，一切解释方法（如文义的方法、目的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等）的采用，实际上都是为了说明宪法文本中的概念的需要。[45] Kohler, Introduction to Rogges Methodologische Vorstudien zu einer Kritik des Rechts (1911) viii. 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2）为建造和改建学校、大学及其他文化、学术设施。
法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普通法院是私人自由和财产的可靠保障，只有它有权剥夺私人的财产权利。参见刘永湘、杨继瑞、杨明洪：《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征地制度改革》，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4期。公共基础设施（包括饮用水系统、排污系统、电力、通讯、燃气、排灌工程、水坝和水库）。在我国，征地及其补偿程序中应该增加听证会制度，对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土地征收补偿的合理性等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应该充分听取被征收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使他们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
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但是，2003年2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立案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征地补偿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由行政部门协调解决，从而又一次关闭了司法处理的大门，使得案件的当事人只好到地方政府、人大等部门申诉维权。
宪法严格规定了土地征收行为的目的和范围。依据这一规定，对征地补偿决定不服的，被征地者应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与这些国家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情况却有所不同。当议会确认土地的使用目的是有利于公众利益后，用地部门可以依法获得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
域外许多国家充分重视土地规划立法和城乡规划立法对土地征收权的规制功能，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法国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包括：举办事业的核准、征收土地范围的核定、提请法院给予裁决、法院裁定补偿金额、补偿金给予与征收的完成五个环节。规划法案要在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使其获得地方法规的效力。
[10]为了保证农民对土地增值的合理分享，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缓解征地资金不足困境，可以采用货币补偿与征用土地证券化改革相结合的征地补偿机制。[10]2006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土地出让总价款必须首先用来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应该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比重。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通常以土地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四是要建立规划上诉制度。
被征地农民不能凭借土地转让权和价格谈判权，只能通过上访、甚至采取超越现行体制允许的其他集体行动来影响补偿决定，从而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征地执行成本来提高自己的收益。[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征地没有遵循公平补偿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通过牺牲被征地的农民利益为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征地是国家行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安置被征地农民的责任。其中，土地补偿费由农民集体拥有。总而言之，政府行使征地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被征地者没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独自承担应为整个社会承担的成本。不仅要补偿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而且要考虑补偿被征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
当然，如果土地被用于房产建设，则采用商品房和商业用房安置方式更能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这种制约体现为公平补偿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给征地行为规定的相应法律义务。
在补偿金的归属与分配纠纷的司法处理问题上，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土地征收权是宪法特别授予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目的，以公正补偿为条件，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强制取得其所有权的权力。
根据这两个文件，一些地方法院受理了多起这样案件。进入专题： 土地征收权 。
[11]总之，给予失地农民的补偿必须能够替代农地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也就是说这种补偿要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保障和相当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要通过土地征收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强制性征地只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一般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征地权，{3}而其他目的获取农地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如果无法找到土地的所有者，则必须在所征土地的明显之处立上征地通告的标示。也就是说，在有隧道公司、高速公路公司等用地人或受益人的情况下，政府是形式上的补偿主体。
这种征地证券化机制不仅将用地者一次支付地价成本转变为长期支付，从而有效地降低商务成本，而且可以为农民生活乃至生产投资提供一定的资金积累，使得农民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政府征地不需要付出必要的高成本，政府决策者在作出征地决策时，就不会审慎考虑各种因素，容易滥用征地权。
要为失地农民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各征地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被征地农户，并在征地补偿协议中明确规定具体的安置责任、办法和途径。[11]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群体，浙江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确保社会公平着眼，着力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让他们共享改革成果。
对公用征收法庭作出的补偿金额的裁决不服的，相关权利人可以向上诉法院公用征收庭提起上诉审请求，对上诉法院的裁决不复，还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复核审诉讼。在美国和墨西哥，法院一般会尊重立法机构所宣布的公共目的，只有在征地目的看起来更多地体现了私人利益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对征地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挑战。
要通过相应的法律规定城镇建设规划扩大以后，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除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地的，不管是否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仍保留集体所有制性质。不符合公共利益目的、不符合规定用途、不给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征收行为无效。{7}万政伟，王坤．论西方市场征收制度及其对我国土地征收立法的借鉴[J]．改革与战略，2009，（3）。【注释】[1]在西方国家，即使没有直接占有、使用土地，而出于对公共利益对土地的权利的过度限制，使土地权利人为公众承担了特别牺牲的后果，此种情况也被视为土地征收。
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国土资源管理听证规定》第3条第3款规定，土地承包人对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有申请听证的权利。但是，这只是最低标准，被征地人应该得到土地增值的大部分利益。
其他附加费由市县级以上政府拥有。[15]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诉讼。
先有公共利益，后有征收权。在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上，一切土地权利人应该是获得征地补偿费用的主体。